他是翻譯界的鬼才,曾與胡適、陳獨秀的「白話文」運動發生論戰

他是翻譯界的鬼才,曾與胡適、陳獨秀的「白話文」運動發生論戰

文/愛啃骨頭的貓咪
清末民初翻譯界鬼才,不懂外文,因一部《茶花女》一譯成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或者看過一本外國名著——《報大仇韓利德殺叔》?

如果都沒聽說過,那麼「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個韓利德」,你是不是聽著比較耳熟呢?

沒錯,上面那本《報大仇韓利德殺叔》就是莎士比亞的名著《哈姆雷特》最早版本的中文譯名!

19世紀30年代起,莎士比亞的作品就開始傳入中國,中國很多翻譯家開始翻譯了大量外國著作。同時,為了迎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和趣味,翻譯過來的題目採用了中國傳統的章回體小說形式,同時翻譯過來的故事都帶有強烈本土色彩。就比如我們上面提到的《哈姆雷特》翻譯過來的《報大仇韓利德殺叔》,其實就是仿照《三國演義》中第十回「報父仇曹孟德興師」。

在當時清末民初,有一位堪稱是我國近代史上絕無僅有且聞名中外的翻譯家——林紓。他被譽為翻譯界的鬼才,因為他」不審西文」!
林紓(1852~1924年)

林紓(1852~1924年),字琴南,號畏廬,近代文學家、翻譯家,福建福閩縣(今福州)人。他從小喜歡讀書,在《林畏廬先生年譜》中有這樣的記載,林紓自己省下吃飯的錢全都用來買書,到16歲時,他或買或借讀過的書已有三櫥櫃之多。為了能專心讀書,他特意在家中牆上畫了一具打開蓋子的棺材,他自己站在棺材前,用筆在旁邊題到:「讀書則生,不則入棺。」他一生愛書,12歲就師從長髯博學的私塾先生薛則柯學習古文,之後,他遍讀中國古籍,尤其對唐宋小說,鑽研頗深,為後來翻譯小說,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林紓被公認為「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及「譯界泰斗」,並留下了「譯才並世數嚴林」的佳話。他精通古漢語,不懂外文,和很多熟悉外語的魏易、曾鍾鞏、陳家麟等留洋人士合作翻譯了200多種外國小說。

林紓的翻譯生涯開始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那年他的妻子病故,鬱鬱寡歡,意志消沉。幾位好友為幫林紓排遣鬱悶,便邀請他一同譯書。去法國留過學的王壽昌口述故事情節,讓林紓再以古文寫出。2年後,《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此書一出版,立即風靡全國,因為這類題材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聞所未聞,再加上林紓優美凄婉的文風,情深意切的敘述,也因此成為文壇和中國讀書人中間的最大盛事,翻譯家嚴復作詩盛讚曰:「孤山處士音琅琅,皂袍演說常登堂。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盪子腸」,

自此,林紓一發不可收拾,開始大量翻譯歐美作家的名著。台灣蕭一出先生曾對林紓翻譯的作品進行了分類:倫理小說8種,社會小說21種,傳記軼事23種,義俠小說2種,諷世小說2種,政治小說5種……以原作者國籍區分,英國100種,法國27種,美國13種,俄國8種,瑞士2種,希臘、德國、西班牙、比利時、日本各1種,未詳者4種。尚有交稿未印者17種,存目待訪者若干。共計近200種,1000多萬字。其中有許多出自外國名家之手,如:英國狄更斯著的《大衛·科波菲爾》,英國哈葛德的《天女離魂記》,俄國托爾斯泰著的《恨縷情絲》,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法國森彼得的《離恨天》,英國笛福著的《魯濱遜漂流記》等。
他畢生「力延古文之一線」,所著《韓柳文研究法》成古文研究典範之一
雖然林紓因其譯作而廣受大眾的矚目,但他作為古文大家,他畢生「力延古文之一線「的舉措也值得關注。

在古文點評方面,林紓著有《左夢莊騷精華錄》《韓柳文研究法》《左傳擷華》《古文辭類纂選本》等。其中,《韓柳文研究法》一書,精選韓愈、柳宗元古文近一百五十篇,逐一品評,剖析文理,對後人理解韓柳古文極有裨益。並且,這部作品以韓柳文並重,作為研究對象,打破了自唐朝以來韓柳優劣的爭論。

《韓柳文研究法》初版於1914年10月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全書以文言寫就,僅有句讀。此次《韓柳文研究法校注》在原書基礎上再次重新排版印刷,進行標點、校注,同時大致按照韓、柳文集的文體分類及順序,重新添加小標題,方便閱讀。同時根據《通用規範漢字表》將書中很多異體字、古字、避諱字和不規範字進行改寫和校正,將原著中原有的「原注」重新註明,並附識「校注」。最後,作者林紓未言明所依據的韓柳文集的版本,在此特別註明。

林紓一生都在為「力延古文之一線「不懈努力,他曾在《震川選集》的序中說:「紓生平讀書寥寥,左、庄、班、馬、韓、柳、歐、曾外,不敢問津。」

在《韓柳文研究法》中將韓柳文並重,是林紓最重要的舉措之一。柳宗元雖名列八家之一,但後世古文家對柳文頗多爭議,揚韓抑柳的呼聲不絕於耳。以宋代朱熹為代表的的理學家曾斥責柳宗元的文章「於道之不純」,而清代以方苞為代表的桐城派責柳文「義法」之疵。但林紓並未受此束縛,他曾在《答徐敏書》中提到:「至於韓柳歐三氏之文,褚葉汗漬近四十年矣。」而在《韓柳文研究法》中,林紓更是力主柳宗元「為昌黎配饗之人」。

林紓讀韓柳文,最值得關注的是,他在《韓柳文研究法》中挑選的都是韓柳名篇,韓文67篇,柳文72篇,與以前點評多議論其政治背景、道統、學術、人品等不同,這本書更顯得純粹。林紓多是從文章的藝術角度切入,點評文章的宗旨、字句、文體文法以及藝術價值的精妙之處。而且,不論是思想上還是藝術上,林紓的點評中都滲透著桐城派的「雅潔」旨趣。

在此書出版數年後,林紓就捲入了與「五四」新文化人的論戰,為了延續古文命脈而奔走疾呼。
他是「文言文」的衛道者,與胡適、劉半農關於文化「新舊」進行論戰
1917年初,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從理論上闡釋白話文的方向、原則。其實,對於胡適關於白話文的提倡,林紓也表示認同,但唯有一點,他與蔡元培、梅光迪等人觀點相似,認為應該給中國古典文明留下繼續存在與發展的空間,不應全盤推翻古文。他贊同漸進式的文化改良,但不是打到一切的掃蕩式革命。因此,1917年2月8日,林紓在《民國日報》上發表《論古文之不當廢》,稱「夫馬、班、韓、柳之文,雖不協於時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學之,……必有一二巨子出肩其統,則中國之元氣尚有存者。」

事實上,從現在再回過頭去看,林紓等人對不廢文言的看法很有先見之明,但當時領導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先生自信滿滿並且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認為「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這些話語也必將封死雙方探討之可能。

林紓存古不廢今的立場遭受一眾新文化運動文人的群嘲。1918年3月15日,劉半農同好友錢玄同一起演了一出「雙簧」,引發論戰。錢玄同化名王敬軒,以《文學革命之反響》為題給《新青年》寫信,故意以文學舊派口吻褒揚林紓:

「林先生為當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說之神韻移譯外洋小說,所敘者皆西人之事,而用筆措辭全是國文風度,使閱者幾忘其為西事,是豈尋常文人所能及。」

然後再由劉半農化名「劉復」,以《致王敬軒書》回信,逐一駁斥王敬軒對林紓的吹捧,其言語潑辣,諷刺十足。

自此二人的雙簧信以及《新青年》極端激進的言辭,在文化圈引起激烈的反響。而舊派文人林紓對此不可不反感,而後他迅速公開發表一篇影射小說《荊生》給予反擊。而此舉再次正中《新青年》下懷,各路新文人對林紓的文章逐句分析批駁。林紓雙拳難敵四手,很快敗下陣來。

表面上看來,林紓滿腦子都是封建思想,對數千年來儒家文化核心的堅守阻礙中國先進文化的進步,但其實林紓更多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未來命運的擔憂。他是古文的衛道者,他維護古文的權威,也是在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他曾說:「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有其不宜廢。」

民國才女蘇雪林曾說:

「中國文化之高,固始不能稱為世界第一,經過了四五千年長久的時間,也自有它的博大精深。沉博絕麗之處,可以叫人驚喜讚歎、眩惑迷戀 。所謂三綱五常之禮教,所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信條,所謂先王聖人的微言大義,所謂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所謂典章文物之燦備,所謂文學藝術的典麗高華,無論如何抹不煞它的價值。」

這也是我們之所以保留和學習古文、文化的意義所在。而此時重印重讀《韓柳文研究法》,也是喚起我們當代人對古文的重視,鼓勵我們加強對古文的文化藝術價值的關注和探討。